1919年，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，使杨培森受到了启发和教育，萌发了反帝爱国的思想，自觉投身反帝爱国行列。为更好地组织工人开展斗争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杨培森等组建了祥生铁厂工会，工人们推选他为工会会长。6月11日，在工会的组织下，杨培森带领祥生铁厂1000多名工人，加入了全市20万人的示威队伍。

在革命斗争中，杨培森与张佐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张佐臣早年曾在上海杨树浦日商大康纱厂做工，是该厂工会的最早组织者，他18岁入党，与杨培森相遇时也只有19岁。张佐臣常常与杨培森谈心，向他宣传党的主张。

面对比自己小20多岁的年轻党员，42岁的杨培森着实心生敬仰。一天，张佐臣在开会时教大家唱《国际歌》，这一场景深深打动了杨培森。他情绪激昂、热血沸腾，很快学会了唱《国际歌》。此时的他，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无限向往，于是他找到张佐臣表明入党的心意，他对张佐臣说：“我看党为平民谋事就是好，即使砍我脑袋，我也要参加共产党。”

1925年6月中旬，张佐臣根据党组织指示发展杨培森为党员。在张佐臣的安排下，杨培森来到祥生铁厂附近的林间荒地上，面对党旗庄严宣誓。杨培森当时激动地对张佐臣说：“我永远听党的话！”不久，杨培森担任祥生铁厂党支部书记。在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中，杨培森成为张佐臣的得力助手，两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，成为一对生死与共的战友。

杨培森是技术工人，当时薪水不低，本可过衣食无忧的生活。但参加革命后，他不遗余力地支持革命斗争，不仅倾其所有，还借了不少债。他曾对妻子这样说：“一个人能为天下劳苦工人的解放多做些事，打倒了反动派，大家安居乐业，不就是顶好的事吗？”

为维持生计，杨培森把16岁的大儿子送进英美烟厂做工。1927年2月，杨培森因积极带领工人群众参加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，被英商老板开除。在筹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之时，为了给武装起义购买枪支，他毫不犹豫地卖掉了自家赖以生存的七八亩田地和全部家产，“甚至没有留下一件像样的衣服”。杨培森的后人回忆，他没有给妻儿留下任何财产，在他牺牲后，妻子杨周氏到祥生铁厂为工人做饭、洗工作服，几个孩子到书店帮人装订、切割书籍，赚取微薄收入，后来才一点点地还清了债务。

“乐于助人、无私奉献，是他最大的精神品质。”这是当时祥生铁厂支部党员和工人群众对杨培森的高度赞扬。作为祥生船厂工会会长，他不仅领导工人兄弟与英国资本家展开斗争，而且还十分关心工人兄弟的生活。由于杨培森敢于为工人说话做事，他在工人中享有崇高威望，工人们遇到困难都愿意找他帮忙，有什么苦衷都愿意向他倾诉。杨培森总是竭尽全力热心帮助工人解决困难，并用自己的工资甚至不惜借债来接济工人。

1927年4月，杨培森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，分别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。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，杨培森被选为省委执行委员。1927年7月1日，杨培森与张佐臣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监狱。(本文节选自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《首届中央监委委员传略》）